能源低碳转型的顶层制度设计:可再生能源配额制

时间:2018-05-02 18:34来源:电网技术

  将于2018年正式实施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简称配额制),有效契合了我国能源低碳转型顶层制度设计的战略需求。在总结分析配额制国际实践的基础上,采用微观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为配额制提供了一个科学的经济学解释。一方面,从政府和配额供需角度,解构了绿色证书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另一方面,从制度的构建性和发电厂商行为策略的演化角度,论证了配额制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并揭示了配额制成功施行的关键。最后,针对我国配额制建设问题,从制度顶层设计、部门协同、配额目标设定和实施计划制定4个层面,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给出了对策和建议。所研究的内容和成果对我国实现能源低碳转型的配额制建设极具实践和指导意义。

  0 引言

  目前,我国处于能源低碳转型关键期,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战略。面对这一战略机遇,科学地进行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顶层制度设计,成为实现能源低碳转型的关键科学问题。2017年2月6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能源局3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试行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核发及自愿认购交易制度的通知》(发改能源[2017]132号)。通知指出:我国于2017年7月1日起,正式开展绿色电力证书(简称绿色证书)认购工作,并从2018年起,适时启动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考核和绿色证书强制约束交易。通知表明,我国为实现能源低碳转型的顶层制度设计即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简称配额制)迈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2017年6月12日,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依据发改能源[2017] 132号文件,向提交申请的华能、华电等企业所属20个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核发了首批绿色证书。绿色证书共计230 135个,表征23 013.5万kW•h上网电量。

  关于有效契合了我国能源低碳转型顶层制度设计战略需求的配额制,其施行势必将对我国电力市场化改革和破解可再生能源的发电、上网和市场消纳问题产生积极影响。一方面,标志着我国电力市场化改革的相关制度设计日臻完善;另一方面,必将对我国电力市场的市场结构、发电厂商行为与经济绩效产生重大影响。其中,配额制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以法律形式对可再生能源发电市场份额做出的强制性规定,要求厂商、电网或用户所生产、输配或消费的电力中,须包含最低比例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并规定了有效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组合,如风电、太阳能发电、小水电、生物质发电等(简称绿电)[1]。绿色证书制度是配额制施行的配套制度,其中绿色证书是一种可交易的、能兑现为货币的凭证,代表一定数量的绿电[2]。目前,一些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已成功施行了配额制,如美国德克萨斯州、澳大利亚、英国、丹麦、意大利等[3]。目前,配额制相关研究主要涉及3个方面:

  1)配额制对发电厂商策略行为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政府通过设计制度准参数和规则成功诱导厂商参与绿色证书交易,提高绿电投资水平。如Unger等[4]和Jensen等[5]研究表明配额制对绿电厂商投资水平有显著的激励效果;Del Río和Gual[6]、Berry和Jaccard[7]研究表明配额制能促进绿电厂商竞争、激励其技术创新以降低发电成本。另一方面,火电厂商拒绝绿色证书交易而接受惩罚。Espey[8]指出,配额义务主体可通过投资建厂生产绿电以获得绿色证书或购买与绿色证书相符的绿电,也可直接购买绿色证书;Marchenko[9]和任东明[10]指出未完成法定配额义务的厂商应受到处罚,且单位罚金等于绿色证书价格上限。

  2)配额制对电力市场价格的影响。配额制下厂商行为策略将影响其利润水平进而引致电力市场价格和绿色证书价格变动。董力通[11]认为配额制能有效提高绿电厂商收益;朱海等[12]认为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初期,施行配额制会导致火电厂商生产成本和电价上升;Barbose等[13]研究表明配额制能有效降低电力市场批发价格;而Unger等[4]指出配额制虽然能降低电力市场批发价格,但对零售电价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Fischer[14]、Tanalca等[15]及Sun Y [16]研究表明,当市场处于均衡状态时,配额与电价和绿色证书价格呈正相关关系,且绿色证书价格随配额的变动呈边际递减趋势。

  3)配额制对能源结构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配额制不仅能促进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提高绿电投资和产出,而且能激励绿电厂商技术创新降低发电成本;进而优化能源结构,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如Wiser等[17]指出配额制能以较低的社会成本和行政管理成本实现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目标;Marchenko[9]认为配额制能提高绿电厂商收益和产量;赵新刚等[18]研究表明配额制可促进绿电产业发展,优化电源结构。Tamás等[19]研究指出,较之固定电价政策,配额制虽然降低了火电产量和总发电量,但提高了社会福利水平;郭炜煜等[20]研究认为,虽然固定电价政策和配额制均能增加绿电产量和减少火电发电量,但前者会造成社会福利损失,后者会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关于我国配额制的建设问题,根据国外配额制的实施经验,如澳大利亚、美国德克萨斯州、印度和意大利,学者已给出了启示和建议[3,21]。此外,衣博文等[22]为我国配额制提出了最优的实现路径;Zhang YZ等[23-24]和Zhao XG等[25]分别以生物质发电、风电和垃圾发电为例实证分析了配额制对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产业的影响;张晓辉等[26]构建了关于配额制与碳交易的电源规划模型,研究了配额制下我国低碳经济电源规划问题。根据对现有相关研究总结发现,目前,我国配额制研究并未涉及从微观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角度来分析我国配额制建设。鉴于此,本文以我国配额制建设为研究对象,在总结配额制国际实践的基础上,运用微观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科学给出配额制经济解释,并结合国际实践和我国国情,为我国配额制建设提供对策和建议。

注:本文章转载自电网技术,不代表本网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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